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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汶川县乡村社会治理情况的调研报告

为进一步探索研究完善乡村治理体系,提高我县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,努力构建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,根据《政协汶川县委员会2021年工作要点》安排,由县政协分管领导牵头组织政协民宗委以及相关部门,以集中座谈、查阅资料、实地走访和县外考察学习相结合的方式,对汶川县乡村社会治理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。调查了解我县乡村治理现状,存在的问题,收集相关建议意见,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做法,进一步总结经验、检视问题、研究对策,形成调研报告。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:

一、汶川县乡村社会治理基本情况

一直以来,汶川县认真落实中央、省委和州委系列全会精神和工作部署,坚持完善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民主协商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、科技支撑的县域治理体系,积极以基层之治破解发展之困,着力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县域治理优势、发展优势。

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村民自治情况两项改革后,全县辖7个镇、69个村、8个社区,270个村民小组。村(社)党组织换届选举后,现有村(社)党总支9个,村(社)党支部91个选举产生村级党组织书记、主任77100%实现一肩挑,副主任742021年8月31日数据。全县69个村、8个社区均建立了《民主评议干部制度》《村(社)述职述廉制度》《村(社)民情恳谈制度》《村务监督委员会职责制度》等制度,做到了公开透明、规范上墙。在公共场所设置了固定的村务、党务、财务公开栏,选举了村民议事委员会,实行一定两议三监督工作法和一事一议制度。

(二)乡村社会治理情况总体来看,“两项改革”后,各镇充分发挥党组织强大的领导力、组织力和号召力,确保乡村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各镇通过建立机构、制定方案、落实措施、划分责任等方式,有效整合各资源,确立权责明晰、分工负责、内在驱动、激励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责任链条,进一步健全了各镇乡村治理体制机制。各镇基层治理领导小组组长均由镇党委书记担任。镇党委书记、各村级党组织书记切实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、贯彻党的决定、领导治理实践、团结动员群众、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。各镇面对繁重的任务和复杂的事务,积极统筹布局,做到了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“并驾齐驱”。同时,大部份镇村干部积极主动开展工作,第一时间倾听诉求、第一时间发现问题、第一时间化解矛盾,忠诚履行职责,竭诚为民服务,坚决扛起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重任。

(三)乡村社会治理亮点近年来,县委、县政府结合汶川实际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,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,成效显著。工作机制方面,积极探索“三大创新”,即创新建立“1610”工作机制、创新构建“1+4+1”治理格局、创新提出“两双”治理方法。工作思路方面,树立“三个导向”,即树立“正能量”导向、树立“好结果”导向、树立“锦上添花”与“雪中送炭”并重导向,实现“多点开花确保乡村治理工作有思路、有方向。探索改革上成功打造全国首个藏区“无证明城市”。试点上组织治理试点建立“五个台账”、开展“三步整顿”,社会治理试点“党建三带”“以德换得”,基层疾控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试点落实“8个1”、实现“五有五重”。应急管理上坚定履行全州疫情防控的“第一圈层”责任,连续40年无重特大火灾,荣获第五届四川省文明城市,群益村被命名为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,赵公村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,赵公村、乐活村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。

二、汶川县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

通过调研和分析,发现目前汶川县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:

(一)党的基层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。一是经历换届人员调整,部分村组干部、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未能充分发挥,存在求稳心理,遇到矛盾和问题习惯“绕道走”,不能放开手脚带领群众干事创业。二是全县绝大部分村集体经济薄弱,村两委战斗力、凝聚力和在群众中的号召力较弱。三是村基层自治主要以“村两委”研究制定、落实,村监委负责监督,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村监委对本村事务监督弱化,群众的公信度不高。

(二)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有待提高。一是镇村两级换届后,两级党组织领导配备虽比上届有所优化,但是还是存在年龄偏大、学历偏低、专业结构不合理等现状,领导班子对于乡村治理思路还不够清晰,带头作用不明显。二是在乡村治理的实际过程中,部分镇村干部知识储备不足、群众工作方法单一,对乡村社会治理仍然陷于过去的旧思维旧模式,缺乏服务意识和创新理念,“重管控、轻服务”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。三是基层工作人员工作量大而繁杂,工作疲于应付,加之流动性大,难以积累群众基础和治理经验,乡村治理能力不能得到有效提升。

(三)基层工作人员激励机制不完善。一是随着乡村治理工作要求的不断提高,基层工作日益复杂化、多样化,基层工作人员(含村两委干部、网格员)的工作量逐渐增大、责任要求越高,但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却普遍偏低、激励机制不完善,造成优秀干部来源渠道较窄优秀人才流失严重。二是村级建制调整后,村级资源、资产、资金“三资”管理较为混乱,合并村“婚前”“婚后”资产管理政策不明,问题凸显;加之村级事务处理程序越来越规范,刚性支出节节攀升,公用经费不足、长期入不敷出。三是部分村历史遗留问题较多,村干部变动较大,新任村干部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现象依然存在,难以激发化解矛盾主观动力。

(四)基层群众内生动力发挥不足。一是村民自治缺乏活力,受传统的政府主导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,部分群众仍存在“等靠要”思想和“信访不信法”的认识,主动谋划发展、寻求发展的动力和能力发挥不够,自治活力不足。二是乡风民俗弱化,随着市场经济的兴盛,村庄道德规范被物化,优良传统的乡风民俗在乡村治理的约束性不断减弱,新完善的村规民约要在乡村治理发挥作用,成为群众共识,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。三是自治理念理解不深入,群众老村观念根深蒂固,依然以原建制村为中心,抵触“外村”干部的管理,参与村级事务管理、监督等方面的主体作用未完全调动和发挥。

(五)部分现有体制机制不健全。一是权责配置不尽合理,对于涉及多个行业领域的综合性工作,存在布局不合理、政出多门、多头安排、重复安排、“交叉打架”的情况。二是制度机制不尽完善,如雪亮工程的运维考核机制、网格员准入退出和考核机制、工作协调机制、公共权力行使监督机制等制度机制的不完善,造成治理目标难以实现。三是执行落实不尽坚决,一些制度虽然已经制定,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却存在“制度虚设”“制度空转”“制度失灵”等制度执行不力的现象。

三、汶川县乡村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,体现的是系统治理、依法治理、源头治理、综合施策,为我们指明了方向,提供了遵循。

(一)完善党的全面领导。一是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,把办事公道、能力强、威望高、群众认可的人才充实到村组干部队伍中,参与村级事务决策、管理、监督等工作,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治理的强大效能。吸引返乡优秀大学生和青年致富能手入党,引入新鲜血液,激发党组织活力,不断提升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水平。二是加强村(社)规范化建设,逐步规范村级建制调整后村干部分工、财务管理、议事规则、村务公开等村级基本管理制度,切实减轻村级组织负担,增强服务群众功能,改变群众各自为阵,融入不够的问题。完善便民服务中心工作责任和管理权限,把必要的审批服务权限放到服务中心,健全综合性便民服务平台并向村组延伸,实现“一站式服务”“一门式办理”,降低群众办事成本。

(二)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建设。一是增强行政执行能力,通过对村(社)干部全覆盖式的理论培训,分层分类的专项培训,不断增强执行能力,确保他们对不断出现新的风险和挑战作出准确判断和正确应对。二是增强为民服务能力,目前各村要求配备网格员、卫生防疫员、森林防火员、地灾报警员、纠纷调解员、治安辅警等,实际上很难做到,也会造成极大的人力和财力浪费。应根据实际情况,将各自为阵的网格员、护林员、地灾监测员等资源进行整合,建立网格化服务管理“一网多用”新机制,允许“一员多用”“兼职兼薪”,以此激发活力、发挥整体效益。依靠科技支撑,提升基层治理水平。积极优化拓展“雪亮工程+乡村智慧平台”建设,培养一批懂电脑、懂信息、懂数据的村组干部,为社会治安防控、震慑犯罪、治安灾害监测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。深入推进智能零发案村落(社区)创建,提高科技在基层治理的运用深度。

(三)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。一是深入开展自治服务,通过“村务公开”“阳光问政”等方式,激发群众群众参与监督村(社)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,形成自己参与并处理自己的事务,促进社会和谐。二是进一步规范落实“四议两公开一监督”等民主治理制度,修订完善村规民约,探索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,充分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,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;积极发动党员干部参与到构建“和谐家庭、和谐院落、和谐社会”实践中,逐步形成“支部引领、党员带头、群众参与”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景象。三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,根据各村自然条件、资源禀赋、区位交通、发展基础等特点,在脱贫攻坚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,按照“市场导向、因地制宜、彰显特色”的要求,主推村村联建、村企联营、村社联促、村户联帮、店户联结的“五联”模式,鼓励村集体以资源生财、企业以智力和市场生财,盘活集体资源资产,提高集体资产经营效益,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。四是培育发展大同社工、启创等服务性、公益性、互助性社会组织,引导群众参与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,发挥其在创新社会治理、服务保障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。

(四)推进基层法治和德治建设。一是常态化开展“两联一进”群众全覆盖工作,“八五”普法和“法律七进”为载体,培养法律明白人,健全公共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和安置帮教体系,对社会丑恶现象、道德滑坡、公然对抗法律等行为进行规制,形成群众亲法、信法、学法、用法的行为自觉。严厉打击“两抢一盗”、电信诈骗、吸毒贩毒破坏重点工程建设、滥砍滥伐、私拉盗运等各类违法行为,营造良好的乡村治安环境。二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持续组织群众开展法治宣传、道德教育,充分利用现有宣讲团资源,深化文明感恩、选树创建先进典型、完善志愿服务体系、巩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等多种方式,大力培养乡村礼信、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引领人和传承人,不断提升社会道德文明水平,形成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。三是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,发挥镇村“两代表一委员”联系群众、引领带动、协调监督等作用,依托农民夜校等组织“两代表一委员”、乡贤乡绅、威望老人、返乡能人等话党恩、讲政策、传技术,不断引领带动本村的建设和治理,实现组织融合、人心融合、治理融合、发展融合。

(五)完善制度建设,为基层治理提供制度保障。理顺县级部门与各镇之间的关系,推动县级审批管理权限向各镇进一步下放或委托镇政府直接管理,推动机构高效运行,实现各镇职能由“管理型”向“服务型”转变。建立有效的考核监督激励机制,可将村级干部纳入年度目标绩效差异化考核范畴,不断提高村级干部养老保险待遇,购买人身意外保险,解决后顾之忧,激励干事创业激情。健全社会评价体系,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最广泛参与者、治理绩效的最大受益者、治理制度的最终评判者。通过深度参与,社会评价,不断完善各项机制,切实增强基层群众的获得感,实现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融合。抓好抓实两项改革“后半篇文章”,巩固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成效,让新老村民一起赋予乡村振兴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核,努力实现乡村和谐美到生活美的蜕变。

 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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